“主位，应拿给艺术坐”

《东方杂志》

令后人津津乐道的所谓“民国范儿”，定格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，国人接受设计启蒙的时间与之大体同步。

即便不能说颜值即正义，但人都是视觉动物，特别是在大部分人都是文盲的旧时代。再好的思想文化，都需要赏心悦目、引人欲罢不能的外在。这一点，自然也为最高瞻远瞩的那一部分中国人看到。1919年12月，蔡元培发表了《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》。九年之后，林风眠在《致全国艺术界书》中给出的回答，证明蔡元培不是杞人忧天，实在太有必要——

“九年前中国有个轰动人间的大运动，那便是一班思想家、文学家所领导的五四运动。这个运动的伟大，一直影响到现在；中国在科学上、文学上的一点进步，非推功于五四运动不可！但在这个运动中，虽有蔡孑民先生郑重的告诫：‘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术’，但这项曾在西洋的文化史上占了不得地位的艺术，到底被五四运动忘掉了；现在，无论从哪一方面讲，中国社会人心间的感情的破裂，又非归罪于五四运动忘了艺术的缺点不可……”

中国人当年忘了和德先生、赛先生同时请来缪斯女神，林风眠提出的解决方案是，“艺术在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中占了第一把交椅，我们也应把中国的文艺复兴中的主位，拿给艺术坐”。时任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在杭州创立国立艺术院，便请来林风眠担任校长。中国人的艺术启蒙，特别是与普罗大众最为密切的设计启蒙，从此有了稳定持续输出的高地。

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小学课本

近日在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举办的《新文化运动与设计启蒙展》，用数百件珍贵藏品追慕和致敬先贤，同时更有赋比兴式的思考：百年前开始的启蒙，今天也许仍未完成。

“设计”不再是“兵不厌诈”

设计启蒙展分为“奔流与萌发”“格致与科学”“民主与启蒙”“良友与摩登”“美育与生活”等五个单元。

陶元庆为《彷徨》设计的封面

和新文化运动一样，设计这门和普通人的生活最为相关的艺术，也是鸦片战争后一代又一代先进的中国人“开眼看世界”、救亡图存的厚积薄发：从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，称得上近代设计作品的《点石斋画报》《飞影阁画报》和《图画日报》，就已经是清末上海滩时尚达人的标志；直到商务印书馆的创办，“无设计，不书籍”成为读书人的共识；最早教会孤儿院里出现了设计类教育培训，到20世纪初，张之洞的三江师范学堂和袁世凯的直隶工艺总局正式设立“图案”专业，新文化运动之后，各大美术院校让中国真正有了学院派设计。

正如“所谓大学者,非谓有大楼之谓也，有大师之谓也”，民国最为津津乐道的传奇，莫过于星光璀璨的大师。陈之佛、丰子恺、闻一多、雷圭元、庞薰琹、钱君匋……参观者都能从巨幅大师像“身边”穿行而过，也是个巨大的隐喻：今天的中国人仍生活在大师们营造的设计环境中，未曾远离。

民国大师很多是通才，其中就包括具备设计大师身份者。如闻一多，很多观众是从这次展览中才知道这位大文豪的设计大师身份，见识了他为自己文学作品所做的视觉设计的同时，还惊奇地发觉原来他的最高学历是美术博士。而中国漫画第一人丰子恺，还是杰出的教育家、翻译家，他最后一个身份的成果，除了众所周知的《源氏物语》，还有一系列来自日本的学术语言和学术体系，“设计”从此不再是“兵不厌诈”的代名词，“装帧”成为设计艺术中最璀璨的明珠。

1880年代日本参加世界美展，把“design”和“sign”颇为信达雅地翻译成“图案”（日语汉字音读：suan），并在日本开创这一学科。而曾任国立艺专校长的陈之佛，引入日本“图案学”教育，并坚持图案民族化道路。多年后，纺织业作为一穷二白的新中国出口创汇的重要来源，必须要感谢这位中国图案学泰斗。

中国阿波罗和雅典娜的“挣扎”

陈之佛染织图案

除了从小学徒自学成才、成为中国最早的美术编辑和本土时装设计师的叶浅予等极少数，这些设计大师中的大部分都是从中国美术学院及其前身走出来的，或求学或任教。这自然要感谢历史和蔡元培的共同选择。

事实证明，蔡元培这位浙江乡贤没有看走眼。以“介绍西洋艺术，整理中国艺术，调和中西艺术，创造时代艺术”为宗旨的这所校园，让杭州这座民国年间的二线中等城市，成为现代艺术重镇。

这所园子里这群人的共同追求，可以体现在当年国立艺术院的院刊《亚波罗》（今译为“阿波罗”）上，以希腊雕塑的形象，追求那远离国人已久的质朴刚健，如发刊词上所写“太阳亚波罗，寄其寓意，乃生于黑夜天空之谓也……即是说太阳欲从黑暗中现出来，须经过绝大的奋斗和挣扎”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为表男女平等、共扬时代精神，第二本院刊命名为《亚丹娜》（今译为雅典娜）。

至于“太阳”们的奋斗和挣扎，在五千年传统文化背景的中国，难度绝不亚于冲破黑暗。比如一本《彷徨》的封面，鲁迅的同乡和御用封面设计、曾任教于国立艺术院的陶元庆，用橙红色为底色，配以黑色的装饰人物和傍晚的太阳，上下两段横线，简练地概括了画面的空间，而人物的动作似坐似行，满幅画面被紧张的情绪所包围，将“彷徨”表现得恰到好处又耐人寻味，得到了鲁迅“《彷徨》的书面实在非常有力，看了使人感动”的称赞。可当时有人反馈“太阳不圆”，这让陶元庆哭笑不得：“我真佩服，竟还有人以为我是连两脚规也不会用的！”要知道，批评陶元庆连太阳都没有画圆的，可都是读“鲁迅”的文化人，可见设计启蒙之任重而道远。

陶元庆英年早逝之后，大先生的“封面先生”变成另一位浙江圣手钱君匋。鲁迅慧眼识人，和他本人也懂设计、是位高级设计票友关系莫大——至今仍在使用的北京大学校徽便是出自他手。经鲁迅作品镀金后的钱君匋一发不可收，从沈雁冰的《小说月报》到叶圣陶的《妇女杂志》，当年杂志的“脸”若不是出自“钱封面”之手，便不能称为一流媒体。“钱封面”的稿酬一张八块大洋，无论战乱饥荒，别无二价，这也让钱君匋成为中国第一位不用兼职的职业装帧设计师，以及可以不惜血本的收藏大家。

海上有摩登 海上遭国难

国立艺术院的院刊 《亚波罗》和《亚丹娜》

如前述，艺术园地中与民生最为相关的领域，莫过于设计。杭州是设计的学研重地，但产能释放，还得看相距不远的上海。那里是远东第一都会，更是多元化、国际化的生活方式最为集中之地：从四马路的《良友》画报，到南京路的百货公司；从闸北的商务印书馆，到苏州河畔的国货工厂。展览设置的“良友与摩登”单元，呈现的是设计从上海走向大江南北，改变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。

这其中，尤以商务印书馆被念念不忘：从给普通人看的《万有文库》，到给孩童们的各学科教材和课外兴趣读物，这里的出品为国人提供全方位启蒙，设计在其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。之前从来没有一个出版机构，从封面装帧到内文配图、排版等，全部延请名家操刀，却真正贴近普罗大众的接受心理，让受众在接受内容的同时，又接受了无门槛却不失高级、附赠但绝不廉价的美学教育。

而当时北方第一都会天津，也自然是北方的设计之都。有趣的是，南北政经文化的巨大差异，在设计出品上一目了然：《良友》封面是女电影明星轮流转，《北洋画报》则是梨园名角如走马灯；商务印书馆童蒙读物最大的看点是丰子恺的漫画，天津励进社的《字学杂志》最值钱的是前清翰林们每期封面的题字；连国货广告都是，一个如评弹般婉约，一个如相声般直接。

杭州、上海、天津，当年沿海地区设计的迅速发展，与往日本有地利之便脱不开干系。展览设置了内容颇丰的日本经典设计专区，无论国人愿不愿意承认，近现代化进程的各个领域，包括美术、设计，都有日本的助力。只是这位“老师”后来发了狂，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，1932年“一·二八大轰炸”特意炸毁商务印书馆、东方图书馆等处，不仅想要和“学生”割袍断义，甚至想从精神到肉体一起要后者的命。商务印书馆新学年的课本，就是在废墟上重新印成，而这片不死的废墟被绘制成“国难第一版”教科书的封面图，与“为文化而奋斗、为国难而牺牲”的口号一起，成为世界设计史上令人动容的慷慨悲歌。

设计，从来不只是表面文章，在柔软地启蒙了民族精神之后，也同样化为其最坚硬的一部分。